辽宁抗战红色文化资源的优势与当代意义

在东北地区的发展历史和革命斗争历程中，辽宁长期处于领先地位，留下了贯穿革命、建设、改革、复兴全过程的丰富红色文化资源。其中，14年抗战红色文化资源占有特殊地位，是辽宁红色文化资源的优势和特色所在，不仅具有厚重的历史意义，而且成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巨大精神动力，具有与时俱进的当代意义。辽宁14年抗战红色文化资源的精神动力及其当代意义，集中体现在首创精神、忠诚精神、探索精神。

一、首创精神及其当代意义

在中国人民英勇悲壮的14年抗日战争中，东北地区具有特殊的地位，这就是如周恩来指出的：“东北是世界法西斯侵略战争最先爆发的火药库，但，也许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后结束的场所。”[1]352这一特殊历史地位，在辽宁地区体现得尤为明显。在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自行炸毁柳条湖南满铁路后，位于沈阳郊外的北大营最先遭受了侵略者的武装进攻。在蒋介石“中央政府”和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地方当局明确“不抵抗政策，听任日本侵略者占领整个东北”[2]的情况下，在中级以上官佐均已脱离部队的情况下，失去统一指挥的北大营爱国官兵，以死里求生的斗志，实行了“不抵抗中的抵抗”，使日本法西斯刚刚迈出的侵略中国、奴役世界的步伐，受到了第一次打击。“九一八”事变后，在硝烟弥漫的沈阳城，东北地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枪炮声中，最先发出了抗日救国的呐喊，肩负起了对历史和人民的责任。[3]为了捍卫中华大地，为了保护辽河之滨的家园，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昂首挺胸走向战场，“与日本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民族解放战争，民众自己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4]沈阳的黄显声、凤城的邓铁梅、抚顺的唐聚五、黑山的高鹏振等爱国英雄率领万千义勇志士，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辽河两岸、盛京古城，留下了无数英雄足迹，谱写了无数壮丽诗篇。在自“九一八”事变起历时6年多的局部抗战中，包括辽宁人民在内的全东北人民歼灭了数以十万计的日本侵略军，有力打击和迟滞了日本法西斯灭亡全中国的狂妄计划，并以英勇战斗的勇气和成绩，为全国人民的抗日高潮，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自“七七”事变后的8年全面抗战，包括辽宁人民在内的全东北人民履行对于国家民族的神圣职责，在众寡悬殊、九死一生的艰难苦斗中，以消灭日伪军的战绩，以历经艰难困苦而不向敌人屈服的勇气，为全民族抗战贡献出自己的力量。燃起于辽沈大地的抗日烈火，最终聚成为照亮神州的熊熊烈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取得了自1840年以来反侵略战争的完全胜利，清算了与日本侵略者半个世纪的血海深仇，实现了中华民族复兴道路上的历史性转折。辽宁人民以自己的战斗，实践了周恩来“最后胜利的场所”[1]413的预言。

辽宁14年抗战红色文化资源作为精神财富和动力的作用，首先在于首创精神。在外敌入侵、国贼肆虐的危急关头，辽宁人民最先承担起了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最先举起了抗日救国的旗帜，以自己的英勇斗争，点燃了抗日救亡的星星之火，打乱了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奴役世界的计划，为全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争取了时间，积累了经验，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今，战火硝烟虽已远去，但在完成“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以及作为伟大中国梦重要组成部分的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新征程上，也正如同14年抗战一样，必然需要积累经验，必然需要应对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弘扬辽宁14年抗战的红色文化，就必须继承先辈们的首创精神，面对任何艰难险阻和突发意外，以敢于担当的精神，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不为困难所惧，不为迷惑所诱，以敢为人先的勇气，在新时代建立新作为，“把责任扛在肩上，时刻准备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以不畏艰险、攻坚克难的勇气，以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锐气，不断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推向前进”[5]。

二、忠诚精神及其当代意义

辽宁14年抗战文化红色资源，集中体现了辽宁人民对国家民族的忠诚，体现了辽宁中国共产党人对党的忠诚。从邓铁梅就义前夕“五尺身躯何足惜，四省失地几时收”[6]的心愿，到纺织工人尚吉元刀劈日寇、火烧纱厂的壮举，无不证明辽宁人民心向祖国，无愧为中华儿女。战斗在辽宁抗日前线的中国共产党人，和辽宁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同甘苦共患难，积极建立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了长期的艰苦斗争，沉重打击了日本法西斯的殖民统治，无愧于党中央的赞誉——“在最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同民族死敌作长期斗争的亲爱的同志”[7]。分布在抚顺、本溪一带的抗联第一军西征遗址，就是辽宁抗战忠诚精神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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