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地理之中心边缘对客家文化的影响以福

引 言

当我们思索传统的“家国天下”之“中心-边缘”这一命题时，我们有如下考虑：第一，客家人作为汉族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从中原（中心）迁移到边陲后的族群文化的变化。特别是作为一个群体的“主体存在性”的坚持与变化。第二，客家人之大部栖息、生活在帝国的“边陲”，①参见彭兆荣：《边际族群：远离帝国庇佑的客人》，合肥：黄山书社2006年。而任何“边陲”都是相对于一个政治地理学的整体存在，——即相对于“中心”的存在。第三，“中原人”历史性地成为“边陲人”，他们如何在两种文化心态上保持“坚守-融汇”，既“忠诚”于“中原人”的身份，又“自豪”于“客家人”的文化独特性。第四，客家作为一个移民共同体，从中华帝国的“边陲”再迁徙到世界各地，成为一个典型的跨境、跨界、跨域的族群。对于“客家”而言，“家”于是有了更为多重的含义，特别是“变通”的特性。这一特性重新阐释了以农耕文明为背景的“家-家园”特别、特殊意义。第五，不动的地理边界与移动的客家群形成了一个文化交流的“静-动”景观；福建省宁化县的“客家祖地”不啻为范。在那里，就政治地理学而言，是历史的，又是悖论的，即客家“祖地”本在“中原”，何以移到了“边缘”；这是“客家化”的政治地理学，——即只能在客家文化中方可获得圆满解释。第六，通过客家从中原迁移到闽粤赣边陲地带，考察“家国天下”之“疆理体系”②所谓“疆理”，原与古代田地与沟洫有关，即以田地为基本，确立土地范围。《诗经》中说：“我疆我理，南东其亩。”“边疆”故有边远的土地的意思。——笔者。中的政治理想和地理想象。“移动性”使得疆理体系因此有了新的语义。第七，“中心-边缘”从来不是固定的，亘古不变的；二者不独可以替代、替换；而且包含着固定的自然地理学与变迁的政治学之间的分离；比如，不同的“地方”相对于“一点”而言是边疆，每个“地方”又有自己的中心，不同的历史时段、不同的地理形态还可以、可能不断产生新的“地方中心”。第八，“中心-边缘”可能具有同质性，即我既有“中心”历史政治价值的（身份、族群等）认同，又有着“边缘”（文化独特性、多样性等）的文化认同。换言之：“我是中心的边缘人”。客家文化即是一个在“边缘”建构“中心”认同的历史典范，也是破解传统“边界”的样本。

一、政治地理学的政治形貌

中国古籍中所称的“三代”（夏、商、周）就已经出现了“中心/边缘”的形态，它与秦统一后的国家形态存有差异，但其“中心/地方（边缘）”已现雏形。这便是我们讨论具有国家形貌政治地理学的一个重要前提。它与数千年中国历史在政治上“大一统”格局相吻合，并形成、发展出了“中原/边陲—华/夷”的逻辑结构。传统中国的“中心/边陲”经历了一个从发生到不断强化的发展过程，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帝国政治的独特“范式”表述。

早先的“华夏”并不强调“我族”的核心边界，甚至原本就是“夷夏一体”。杨向奎先生认为：“在华夏族的构成中，并不止夏周一支，而东夷一支在华夏文化的形成中，是一支重要的组成部分。”③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页。这种观点较为普遍，最有代表性者当属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他通过详细的考述，确认殷代之祖先起自东北方。换言之，在“华夏体系”族群认同是由区域的划分衍生出来的。所以，与其说传统的“一点四方”是地理概念，还不如说是政治概念。

要言之，中华帝国的历史就是这一政治目标的实践和实现过程。客家人认为其文化“源”在中原，“原”为正统；但成就于边陲，播衍于边陲。这种“边缘”族群的“中心”认同形成了中华帝国政治地理学的特殊叙事；某种程度上，“丰富”了中国古代历代原生形态中的一些特性：即“华（性）”因迁徙而“夷（化）”的“新中心-边缘”说。

二、政治地理学的文化形貌

在中华帝国的政治地理学的体系中，文化的概念在“华夷之辨”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从先秦到清末一直如此。以华夏——汉族为主体的中国人用以区分民族的主要标准是文化的异同，而不是血统或种族。因此，为了保持或获得中心地位及正统性，不同的族群文化在“中心/边陲”等级次序中具有不同的地位一样，不同的文化也被纳入了高低贵贱的权力格局之中。区域划分与文化差异形成了“华夏体系”中区分与排斥的标识。另一方面，根据华夏中心的正统性对其周边远近族群的“可教化”程度的差异进一步进行递进式“生番/熟番”的区分与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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